1952年6月，我从汕头市第一中学高中毕业。这年是解放后全国统一高考的第二年，那时高考几乎是百分之百的录取。就要上大学了，高兴的心情无以言比。可体检时，查出患有肺结核，好在经过一年多的治疗，病奇迹般地好了。

　　1954年底，身体恢复得差不多了，我给汕头市教育局写了－封信，请求安排工作。春节刚过，接市教育局通知，派我到镇邦路第一小学教书。1956年初，我受派到汕头市干部文化补习学校任教，白天备课，晚上上课，学员多是北方南下科长以上的干部。后来申请参加了当年高考。随后，接到通知书，我被录取到西北农学院畜牧专业。南方人特别是广东人爱把“西北”与“遥远”、“荒凉”、“沙漠”联系在一起。父母亲对我说：“大学就不去了。”我说：“既然考上了，就去吧。不然别人有看法。”

　　经过简单的准备，告别父母，我上路了。这是我第一次出远门。四兄用自行车送我到长途汽车站。当时，汕头到广州的公路狭窄、弯曲、坑坑洼洼，五百多公里走了两个白天，半路住一晚。广州北上的火车只能坐到武汉，转车到郑州，再转车西行到西安，第三次转车到武功，折腾了好几天。

　　武功火车站到了。车站到西农五台山下，一二里全是土路，晴天尘土飞扬，雨天脚踩烂泥巴，走路不小心就脚鞋分离，哭笑不得。

　　进了学校，树多地广，三号楼耸立在前面，东边是一、二号楼。行政办公、学生宿舍等都是平房，而且大多是土坯房，有些老师还住在五台山的窑洞里。

　　报到时接待我的是农学系主任李正德教授，把我安排在畜牧60级二班。我到学校报到时已是9月中旬，早已开学。同学们用关切的眼光打量着一个162厘米、45公斤的瘦弱新同学。打篮球时，我一上场，同学们哈哈大笑，我不知他们为何发笑？后来才得知，大家笑我脱鞋光脚打篮球。我说，我们家乡学生打篮球都这样！

　　那时上大学不交钱。刚到西农，学校还发给我5元钱，我买了一个棉胎当床垫。只要你申请，学校每月发13.5元饭票，直到毕业。伙食还不错，早上有稀饭、馒头、小菜，中午和晚上有米饭、馒头、面条、肉、菜。

　　我们这一级，来自江浙、上海、湖南、两广的南方同学比北方同学多，原因是南方生源多，再是国家重点发展内地高校；此外，调干生多，工作三年以上就可拿调干助学金，这些同学学习特别用功、勤奋。

　　那时，各班有“班三角”，党支部书记、团支部书记、班长，是全班的领导核心。我们合班后的“班三角”是：陈发林（毕业留校，生理教师）、蒋玉龄、何济民。

　　1956年秋，教育部杨秀峰部长到西安安排交通大学西迁时，专程到西农给全校师生做报告。那时学校没有礼堂，自带凳子，师生们坐在二号楼南面那大片树下。此后，著名数学家华罗庚先生也到西农演讲。这两个报告，都给大家很大的激励。

　　1959年11月，响应毛主席“知识分子和工农相结合”的号召，西农的老师和学生全都到农村劳动锻炼。我们班的同学和老师到渭南县官道人民公社，因为那里有个养牛劳模张兴荣。我们这组住在大什大队。到农村和农民同住、同吃、同劳动，过劳动关、生活关、群众关。真正和群众打成一片。

　　按时节，往年国庆前后，就要深翻耕地、施肥、耙磨，种上小麦。但这时已是11月底，可玉米杆、棉花杆全在地里站着。因为村里所有的青壮劳力都到南面十多里外的渭河滩扎营浪铁沙去了。这数百亩地的活就全靠我们这十一二个学生和老师了。用小镢头砍苞谷杆，用“抬杠”拔棉花杆，把这些全部拉回村。足足干了十多天，我们这些师生再到渭河边把男劳力换回来犁地、种麦。

　　所谓浪铁沙，是说渭河滩的黑沙里含有铁，把它挖出来，人坐在小凳上，脸盆里放沙和水，手拿一支小棍，在河边浪，把上面的沙漂出去，留下面的黑沙，听说可拿去炼铁。

　　十多天后回村里，打土墙、建猪圈、喂猪，还帮饲养室推土等。

　　春节前还好，早上有稀饭，三顿有馒头，随便吃。春节一过，生产队的粮食吃完了，把喂牲口的精料、麦麸、棉籽渣都拿来吃。每天两顿饭，每顿每人一个比拳头小的棉渣饼。食堂给我们这些学生和老师特殊照顾，每人加一个棉渣饼。但谁都没多吃，把它退回食堂，退不了就给娃们吃。可吃的都吃完了，就拿苞谷皮在大盆里放水揉搓，洗出一点淀粉，甚至用苞谷心晒干、研碎、过筛，烙“饼”吃。到了春暖花开，采槐树花蒸着吃，那就是好饭。

　　学校惦念和关心着在外的老师和学生，决定减少劳动量，每天劳动半天，上课半天。一天，路兴中老师给我们讲养猪课，讲着讲着，突然昏倒，同学们含泪把路老师送到卫生所。后来，学校派杨笃老师到官道慰问老师和学生。浮肿的学生每人发给一小把挂面；其他的人就冲一茶缸藕粉，四五个人，每人喝几口。限于当时的条件，这已经很不容易了。物轻意重，心意比什么都贵重，这给我们以很大的鼓舞！

　　尽管条件如此艰难，但老师和同学们照样劳动、上课，没人叫苦、叫饿、打退堂鼓。也没人在外面买任何食品。

　　到了6月初，新麦收割后，情况就好了，白面馒头照样放开吃。

　　6月底，我们结束了7个多月的锻炼生活。离村时，全村男女老少含泪把我们送到村口，队干部用马车把我们送到渭南火车站，依依惜别。

　　这段时间的劳动锻炼，虽然很苦，但我们收获很大，特别是对我们这些南方同学来说，适应北方农村生活，培养吃苦耐劳的精神，其意义更大。最大的收获是受到乡亲们纯朴、憨厚、关心他人等优良品德的熏陶，为树立“为人民服务”打下坚实基础，受益匪浅。

　　大学最后一年，算是专心上了一学期课，最后一学期是实习和写毕业论文，我被分到西安北郊谭家公社养猪场实习。回学校后，我们这一组三四个同学写的毕业论文是《万只鸡场设计》。

　　1960年6月底毕业了。同学们都在学校等待毕业分配。一等就等了两个多月。等这么长时间的原因就是因为那时大学生很吃香，很多单位都争着要，分配方案三次报主管单位省农业厅、畜牧厅都被退回。因为给这两个厅的学生太少。9月20日左右，分配方案才最后定下来。畜牧60级毕业生40多人，留校3人，分到畜牧厅11人：何济民、郭荣俊、孙嘉楼、席德铮、赵喜凤留在厅里；王立奋、李吉勋、钱凤翔、杨禄臣和我分到畜牧兽医工作队；韩淑秀分到省兽药厂。

　　一日为师，终生难忘。毕业至今已近五十年，我始终怀念着母校的老师。

　　畜牧60级是西农恢复畜牧专业的头一届学生，老师把学生视为掌上珠，师生关系特别密切。1957年成立畜牧系，有畜牧专业和兽医专业。第一任系主任是刘景星教授，党支部书记是王育风老师。以后的系主任有侯从远、张岳、路兴中、李震钟教授等。老师们有邱怀、段得贤、刘荫武、王建辰、董光明、赵奎生、魏琮、卢德仁、李建平、金公亮、王建远教授；还有叶景琳、方存山、侯得建、封淑美、刘孝淳、马章全、沈亦飞、黄启贤、郑金敖、舒丽红老师等。

　　我清楚地记得，大一时，学校记者拍了张特写照片，登在当时的院刊上。内容是王建辰老师给我们讲授“家畜解剖课”，我拿着一块马的荐椎骨标本，王老师正指点着。那时，同学们常到标本室，拿着马骨标本，像背书一样背啊背，十分用功。李建平老师在我的绵羊改良育种方案图作业上写着“诚然可佳”的批语。侯从远老师在我的微生物年终考卷上打了满分。我是养马课代表，董光明老师和张岳老师带着看贾战义、袁思敬和我几个同学到柳林滩种马场，用五六天的时间，给二三十匹种马作全面系统的年度鉴定。路兴中老师博学多能、知识渊博、平易近人，我常向他请教。九十年代，路老师身体欠佳，常带氧气袋，仍坚持工作，甚至由老伴陪伴，出差、下乡、东奔西跑，令人敬佩。老师们就是这样不辞劳苦、手把手地教我们。

　　五十年过去了，老师们辛勤耕耘、谆谆教导，有如昨天的事，历历在现。

　　李盛昭，男，1934年1月出生， 广东汕头人。曾任陕西省牧工商联合公司总经理，兼中泰合资陕西正大有限公司董事长。